苦讀，苦尋，苦熬……父親一生的關鍵詞第一是苦心孤詣，他就像是寒林下的一潭秋水，波瀾不驚，卻在那兒和著光、應著風，自覺自愿地在那兒沉淀著、深思著……1969年冬天，全家被驅趕到天寒地凍的東北農村，父親在如豆油燈下讀書的身影，刀刻斧鑿般留在我的腦海里。

　　在父親的一生中，有兩個夢纏繞著他不去，一是創作與工作，他曾經在戲劇與電影兩個領域不懈地耕耘著，晚年又先后擔任《大眾電影》主編、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電影文學學會首任會長。這個夢是美夢，對于父親這輩人，工作著是美麗的。或者說，父親以一生不懈的奮斗證實著自己對于信仰與事業的忠誠；另一個夢卻是噩夢，就是他的“叛徒”罪名，從1938年至1986年，差不多整整五十年，這夢魘如影相隨，如山沉重。

　　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時，父親曾經兩次被租界的巡捕房關押。每次，被親友保出后，他沒有回家，立即投入新的戰斗。1937年，他在杭州陸軍監獄坐了五年牢。這時，監獄特別支部在與獄外黨組織失去聯系、沒有得到指示的情況下，根據新形勢，做出了一個特殊決定：刑期已過三分之一的同志可以進反省院，履行“手續”先期出獄。父親接到獄中黨組織的通知，按規定履行“手續”出獄。

　　出獄時，父親二十三歲，因為執行了獄中特別支部的特殊指令，父親從此有了“歷史問題”，且由“個人負責”。出獄后，他在上海沒有找到黨組織，聽說山西有黨領導的抗日組織犧盟會，于是奔赴山西。

　　他以滿腔的熱情與全部的智慧投入民族解放運動，曾任犧盟會洪趙中心區組織部長兼五縣游擊隊政治處主任，不久，組織上讓他轉行，從事文藝工作。父親漸漸意識到了“歷史問題”意味著什么。1939年，父親率由他創建的呂梁劇社全體人員赴延安學習，他這個社長由于“歷史問題”被只身退回了山西。1942年整風時，晉西黨委重新審查了他的“歷史問題”，允許重新入黨，黨齡從1942年算起。“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戴上了“大叛徒、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直到1986年，他的“歷史問題”才報請中央徹底解決——“由組織負責”，黨齡從1931 年算起，恢復了1930年的團籍。這年，父親已經72歲了。

　　從我懂事開始，父親的歷史問題是我們全家的包袱，這包袱曾經無比沉重，但是，我們受媽媽的影響，相信他。許多年后，父親說，就因為媽媽和大家對他的信任，他沒有選擇自殺。當然，還有比我們更重要的事為父親所牽掛，那就是他的事業、他所熱愛的祖國與人民。

　　父親身體瘦弱，性格溫和，語調平緩，對事認真，對人溫和，電影界說他是個“好老頭”。 人說父愛如山，對于我們，父親卻是溫情如水，山泉般清澈，江河般暢達，大海般深沉。他沒有如山般為我們承擔什么，但他如水般使我們能夠承受一切。一生中，對于似有似無的控制，對于不由分辯的曲解，對于歇斯底里的打擊，內心強大的父親沒有對抗，沒有申辯。他以讀書應對苦難，以工作了卻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