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報訊 余秉翰
在我老家的書柜上，擺著一本1983年版的《新華字典》。封面早已模糊不清，正反用厚白布膠帶緊緊裹著，如果不是父親用鋼筆在上面寫著“字典”兩字，誰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東西。現在，摩挲著它發黃破損的內頁，想象一下，我與書的第一次親密接觸該是多么不堪——那雙稚嫩的小手試圖打開它，卻把它撕揉得如此面目全非。這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見到的第一本書。
這部字典的鄰居，是一本《少兒唐詩一百首》。扉頁上，一個古代的童子正襟危坐，一位婦女站立其后，微笑著指導他讀書寫字。這幅圖畫正如我和母親，那時的我蜷縮在被窩里，或是趴在小桌邊，聆聽母親每天必須為我讀的一首唐詩。那一段段優美押韻的旋律，在頭頂的吊扇、發紅的電燈泡、14寸電視機上空盤旋，像一段遙遠的歌謠在耳邊繚繞。
我記得這本書一面是文字，一面是配圖。每年小學的繪畫比賽前，我都會反復臨摹那些簡單生動的圖畫，現場用毛筆蘸了水彩在道林紙上“山寨”出來，并用鋼筆題注：“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記憶中，班主任此時總是在一旁微笑著，她頭發斑白，總是胳膊下夾著講義，眼角紋上掛著慈祥。我喜歡上語文課，因為喜歡聽她為全班朗誦課文，這仿佛是聽母親讀詩的一種延續。有一次，她輕輕踱步，為我們朗誦《十里長街送總理》，突然淚水打濕了她的臉，哽咽得發不出聲。孩子們靜悄悄的，幾個女生也哭了起來，平時搗蛋的男孩不知從哪弄來了紙巾遞給她。我忽然發現文字竟有如此神秘的魅力，一種不可言傳的力量，不同于母親帶有疼愛味道的唐詩傳頌，也不同于我們有口無心的晨讀背誦，讓我們身臨其境，終生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