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彥修是四川宜賓人，以筆名嚴秀名世。今年3月3日在京去世，享年96歲。媒體上對曾老有一段評價：

　　“曾彥修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報人和出版家之一。青年時代投身延安，身份從中共宣傳部門高官、報社與出版社社長跌落至右派分子，再在古稀之年成為蘇聯崩潰歷史的學者，一生波瀾起伏。”

　　“曾彥修是中共罕有的好人，自劃右派完成單位指標。”

　　這里所說的“單位”，是指人民出版社。曾1937年18歲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宣部工作，解放后曾任南方日報第一任社長，1954年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1957年自劃為右派，1978年復出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我之所以對曾彥修同志逝世的消息特別關注，一是因為他是當代著名雜文大家，我讀過他不少雜文，我的藏書中就有他的雜文集。二是因為我有幸和曾老還有過一面之緣，他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前年9月于光遠同志去世，我在懷念于老的文章中曾提到他。1999年秋，浙江省委《今日浙江》與《雜文月刊》聯合舉辦了一次全國雜文研討會，我被邀參會。會議期間有幸陪同于光遠同志與曾老在一起聊了近兩小時。當時兩位老者都是耄耋之年，但都很健朗健談。曾老身材高而清瘦，衣著樸素平易，說起話來氣足聲洪。當他聽說我是陜西商洛人時，便說：“你們商洛可是個苦焦地方。”我還清晰地記得他說：“我和老于是同年，比他還大三個月。”可是近日看到的記念文章說他生于1919年，就比于光遠小了四歲，不知是怎么回事。

　　對于曾彥修老的人生履歷，過去我知道的很少，近日從多篇懷念他的文章中才知道，五七年反右斗爭時，為了保護同志，完成單位右派指標，他給自己“自劃右派”。這使我感到十分震憾而又感動。啊，真有勇于先入地獄的人。20多年被打入“另冊”的苦難歲月，今天的年輕人是絕難于體味的。就這一義舉，曾彥修老足以名垂不朽。

　　這又使我想到宋代的一樁公案。宋仁宗景佑三年四月，權知開封府的范仲淹上書，批評宰相呂夷簡專權左右朝政，進用私人的惡行劣德。結果被誣為網結朋黨，離間君臣之罪貶知饒州，而且張榜朝堂，不準其他百官“越職言事”，一時間大有“黑云壓城”之勢。然而，這時卻有幾位硬漢子站了出來。一位叫余靖，他無視朝廷榜文，公開上書為范仲淹辯護；一位叫尹洙，他公開聲明他和范仲淹是“亦師亦友”的關系，甘愿和范一起被貶；再一個是歐陽修，他給當時的諫官高若訥寫了一封信，說作為諫官不敢站出來伸張正義，反而落井下石，詆誣范仲淹，簡直是“君子之賊”“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這三位不用說都被貶外放，降了職。還有一位叫王質，明知前面幾個人都被貶職趕出朝廷，他卻公開攜酒去為范仲淹餞行，而且陪了幾天。別人勸他別惹事，“自陷朋黨”，他卻公然說，范公是天下大賢，如果我算他的黨人，那是我的光榮。他的話嚇得一些人“縮頸”吐舌。后來歐陽修被貶為夷陵縣令。他在給尹洙的信中說：“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者，與幾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嘆賞也。“以此相比，當年曾彥修同志為保護同志，慨然“自劃右派”，不正是古代先賢高風亮節的承傳么？這對那些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之徒，不是絕妙的諷刺和鞭斥么？

　　古人所謂“死不失義”者，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寧可犧牲自己，也不肯做違背良知大義的事。這也是對每一個人品性道德的考驗。經得住這一考驗，敢于直言仗義，則不愧為君子；否則只能是庸人懦夫或小人。泱泱中華，幾千年之所以不敗不滅，正是始終有一批這樣的敢于擔當的正義剛毅之士，他們才是我們民族的靈魂和脊梁，是中華民族永久的驕傲！（張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