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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許多作品中便顯現出沒有政治傾向以至連思想性也模棱兩可的狀態。這一點，應當作為研究賈平凹全部作品的一個重要支點。
賈平凹筆下的人物總是生活在一個狹小的天地里，是是非非矛盾糾葛也是發生在有限的小空間，似乎與外部世界相隔絕。不像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寫的是一個較大地域里發生的故事，也不像陳忠實的《白鹿塬》，以整個中國社會時代為背景，這也是許多讀者高度評價路遙和陳忠實的主要原因。陳忠實為了參加茅盾文學獎，修訂了《白鹿塬》中一些極具思想性的內容，不免讓人感到惋惜!
然而我又以為，作為我們這個特殊年代里的作家，賈平凹在文學領域里的重要貢獻似乎還很少有人取代。文學家不是政治家，不可能直接去宣示一種政治主張，號召人們去為之奮斗。再說，任何一個政治家所描繪的改革方向，是否與中國國情相適應，最終的結果還要留待歷史去鑒定。作家如果盲目地迎合和圖解某種政治潮流，那也是一種低層次的鸚鵡學舌。作家的責任就是要真實地寫出當代人的生存狀態，既反映人民大眾心滿意足的喜悅心情，也要把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弊病毫無掩飾地描寫出來，讓每一位讀者去分析和體會社會究竟應該朝著哪個方向去發展。能夠做到這一點，已是對社會前進的推動功莫大焉。
賈平凹早期作品走的是傳統的老路子，寫一種優美，一種精巧，一種清新，一種詩情畫意。有幽美的山野環境，有面貌姣好性格活潑的清純人物，有精巧致密的藝術構思，有韻味悠長的意境和清新流暢而又字斟句酌的語言，總體是對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生活和美好心靈的歌頌。但是，即就是早年間的賈平凹，也對那種圖解政治粉飾太平盛世的歌功頌德深惡痛絕。他曾對我講過，他剛到陜西人民出版社時編輯過時任中共陜西省委副書記李爾重的長篇小說《戰洪水》。《戰洪水》寫的是武漢市軍民與長江洪水搏斗的故事，作者雖貴為高干，但搞文學卻是外行。書中分不清是小說還是特寫，真的假的分不清，記敘的是人所共知的模范行為，為時任領導大唱贊歌。賈平凹譏笑那寫的就不叫小說，隨便把稿子扔出去好多頁，下邊的還能接得住。并說《戰洪水》剛一出版放進新華書店，立即就被降價處理。
1983年前后，賈平凹循著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寫了《小月前本》、《雞窩洼人家》和《臘月·正月》等幾篇謳歌改革的作品。雖然這些作品好評如潮皆大歡喜，但他只是以此改變了挨批判的艱難狀況，卻卻沒有按照這個路子再走下去，似乎辜負了人們的期望。統覽賈平凹的全部作品，我們發現至今都沒有塑造出來一位讓人們頂禮膜拜的英雄人物。《浮躁》中的金狗、《廢都》中的莊之蝶、《帶燈》中的帶燈等，是否屬于正面人物都可能有所爭議。這似乎與那些塑造了高、大、全形象的作品拉開了距離，這種距離是否就是賈平凹的不足，我想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等文學傳統理論上的金科玉律，好象在賈平凹這里都受到了挑戰。賈平凹筆下所描述的一切，似乎很少熱情謳歌什么，都是現實生活中人們生存狀態的艱難，沒有人為地粉飾和暴露，讓人感到比以真實為生命的新聞還要真實。
中國小說的偉大傳統，像《金瓶梅》、《紅樓夢》，寫的都是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讓我們生動地看到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生存狀態。可是當代不少作家寫出的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大都是概念化的，可以被概括、分析、陳述，連人物的語言都基本是一種模式。著名文藝評論家謝有順說：“我一直認為，能否在最日常化、最生活化的地方，寫出真情，寫出人性的困難，寫出生存的根本處境，這是衡量一個作家寫作才能的重要標準。”賈平凹正是這種有才能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