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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題為《論賈平凹》的文章中寫到，賈平凹“總是給予鄉村過多的同情與美化，而對城市則有太多的厭惡與鞭笞，說不清的懷舊意緒與重建鄉村的激情總彌漫在他的城鄉作品之中”，應當說這是看透了賈平凹內心世界的精到之論。即使是被稱之為城市題材的長篇小說《廢都》，仔細回味起來仍還是以鄉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僅有城市生活的故事情節，全無城市的氛圍。遠不像鄧友梅筆下那種京味十足的小說，也不像馮驥才和王安憶分別充滿天津衛和上海都市味的小說。緊接《廢都》之后的長篇小說《白朗》和《土門》，亦被視為城市題材之作，但是寫的卻是從鄉下來到城市的農民和城市里原來的農民，沒有古城西安的鮮明特征。
賈平凹身上始終磨滅不掉的農民情結，來自于小時候經受的比常人更多的苦難。賈平凹童年時代正處在建國之初相對穩定時期，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和有著教師職業的父親，使他沒有感覺到生活的艱難。可是步入少年時代后，他先是遭受了那個時代農民所遭受的共同苦難——饑餓。成年累月為吃飽肚子發熬煎，三年困難時期更是掙扎在死亡線上。賈平凹知道榆樹皮磨成粉搟的面條滑得筷子夾不住，知道柿樹葉磨碎熬成稠汁做的涼粉苦得不咬就往下咽，知道山上的老鴉蒜煮熟了吃起來舌頭麻木，知道沒油少鹽的樹葉草根湯吃后渾身浮腫，還知道整天吃純稻皮和柿葉做成的炒面拉屎成了問題……緊接著“文化大革命”爆發，學校停課，賈平凹小小年紀就成了人民公社社員。隨后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回家務農。在較長的時間里，賈平凹不僅目睹了最親近的人身心遭受的極大痛苦，而且自己也時時感受到被歧視的侮辱。賈平凹早年間這種經歷，使他非常了解處于最底層的農民，懂得農民想什么，要什么，愛什么，恨什么，對于農民的生活有著徹骨心痛的切身感受。這一切，都使他的身上深深地打下的農民烙印，至死都將難以消褪。
賈平凹的農民本色首先表現在個人生活習慣上，他平時穿衣不講究，吃飯不講究，生活上能少花一分錢決不多花一分錢。走進他如今那套100多平方米的復式單元大書房，冬天最冷和夏天最熱時卻舍不得開空調。書房與家屬居住地相距較遠，賈平凹除了春節等傳統節假日，一年到頭大多數時間都獨自一人生活在書房里，集中寫作時常常好多天不回家。這些年名氣越來越大，各種會議不斷，請吃飯的人很多，但也不是一年到頭一天三頓都能吃會吃請。于是，不吃會吃請時吃飯就成了問題。如今有了錢什么事都好辦，在附近固定一家干凈衛生的餐館，一天三頓吃什么列個飯譜，到時間電話一打就送來了，也可以雇個保姆專門伺候他或者請鐘點工幫著做做飯。可是他不，硬是常常一個人在電爐子上下掛面或者煮速凍餃子什么的，少鹽沒醋，胡亂地湊合一頓又一頓。人們很難想象，并不缺錢花的賈平凹在吃飯上竟然這樣瞎湊合!
賈平凹并不是為了方便舍不得花錢，而是覺得自己手腳都能動，雇個人來專門伺候自己有點像舊社會的地主雇丫環，做出的飯吃起來渾身都不舒服。就是在家里，賈平凹至今還都沒有雇請過保姆。我這樣說并非譴責大家雇保姆，而是說賈平凹跟人不一樣。我住在賈平凹書房附近的吉祥村后，曾講好沒地方吃飯要自己動手時就來我家，他要求有糊湯、有攪團、有漿水菜。我愛人專門搞了個漿水菜壇子，來了就做這些飯，賈平凹吃得十分可口和高興。后來我愛人患病動了手術，他怕增加我們負擔又不肯來了。你打電話過去，他即使在家也會撒謊說他剛吃過有人請呢，或者干脆就說他在外邊。豈不知他一放下電話，就去外邊的小餐館里胡亂地吃點什么。
幾年前，有個省級部門的領導請賈平凹去吃飯，地點南二環以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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