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上下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斗爭，如今已不大有人愿意提起。實際上那是一次針對改革開放掀起的極左回潮，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的“精神污染”，很快就不再被人們認同。盡管官方和媒體至今都沒有公開譴責過那股對抗清“左”破舊的逆流，但是在不言而喻中已經被徹底否定。

　　提起那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大多數人只知道文藝界公開點名批判的是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和葉文福的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尚不知道在中宣部文件中，說到白樺電影劇本《苦戀》和葉文福的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之后，尚有一個尾巴：“還有賈平凹的一些小說……”可以說賈平凹就只差被公開點名批判了。當時在全國并不太知名的賈平凹，為什么享有如此高的“待遇”?究其原因卻出自于作為作家“婆家”，本該應當千方百計保護作家不被侵犯的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

　　在政治氣候中素有“慢半拍”之稱的陜西，在那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卻走在了全國前列。當外地個別報刊剛剛出現對賈平凹短篇小說《晚唱》有所爭鳴時，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就蹦出來一個稱之為“筆耕評論組”，如同“文革”中“梁效”批判組那樣莫名其妙的機構來。《陜西日報》和《延河》雜志先后多次刊登的“筆耕評論組”的消息與報道，都與賈平凹有關，實際和最終的結果似乎都證明，這個“筆耕評論組”是專門為著批判賈平凹而成立的。

　　1982年2月10日到13日，“筆耕評論組”在西北大學召開了一個“賈平凹近作研討會”。文藝評論家李星在他與孫見喜合著的《賈平凹評傳》一書中，對此有專門的一個章節(jié)進行了敘述。稱這次會議是“在陜西省作協(xié)主席、黨組書記、評論家胡采親自安排和領導下”召開的，“參加會議的除了胡采、《筆耕》小組全體成員(13名)外，賈平凹本人及西安、寶雞少數評論家也應邀參加了會議，從會期到參加人數也可看出此次會議的重要”。

　　李星在《賈平凹評傳》一書中披露，這次針對賈平凹的“研討會”，始作俑者就是他本人。1981年10月，李星針對賈平凹小說《生活》、《年關夜景》、《好了歌》、《沙地》和《廈屋婆悼文》，寫了一篇批評文章。李星承認當時是以濃重的“庸俗社會學”觀點，批評賈平凹這些小說“浸透著消極失望等灰暗情緒”，“導致了對生活本質的歪曲”，“背離了文學引導人們正確認識生活、指引生活的神圣職責”。李星明確講到，這些觀點就是陜西省作協(xié)機關內一部分老作家、老編輯的看法。這篇文章本來是送給《延河》發(fā)表的，因為被批評的賈平凹小說中《沙地》發(fā)表在《延河》上，《延河》編輯部因怕被追究責任而予以擱置。后來這件事被省作協(xié)領導知道了，便大做了文章，繼而召開了這次不同尋常的“賈平凹近作研討會”。

　　研討會名為“研討”，實為批判。李星的文章作為會議發(fā)言首先被拋了出來，而后是一連串對賈平凹的尖銳批評。許多賈平凹過去十分尊敬的文學老前輩，此時都板著面孔，煞有介事地對賈平凹1981年前后發(fā)表的幾乎全部作品，戴著有色眼鏡上綱上線。什么“籠罩著嚴重的傷感情調”、“充滿了虛無主義色彩”，“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等等。發(fā)言者言辭尖刻，不留情面，甚至到了諷刺挖苦的地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別人還沒有什么大動作，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先把自己的副主席批得一錢不值。會后，《延河》1982年第四期全文發(fā)表了研討會《紀要》，《紀要》被《人民日報》、《文藝報》和《陜西日報》等全國多家媒體轉載或摘要發(fā)表。接著，又在1982年《延河》第五期上發(fā)表了李星的文章。這樣的動作和影響，在陜西文學界可謂前所未有，在當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也是除了中央公開點　　名批判者外獨占鰲頭。這樣的恥辱記錄，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至今還沒有過明確的反省，某些人在不得不提及時，仍稱這次針對賈平凹的批判“態(tài)度是誠懇的，批評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