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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學時候起就喜歡語文，一直做著“作家夢”。

　　1965年夏季我初中畢業，原本是要考高中，再上大學讀中文系，實現自己的理想。無奈家庭成份不好，家境十分困難，依照自己選擇的路徑顯然行不通。在我就讀的華縣少華中學任教的大姑父分析了諸多因素，背著我找到參加縣上招生的該校教師，修改了我填寫的志愿，把標明半工半讀上學讀書不用再花錢的陜西省眉縣林業學校列為第一志愿。作為中等專業學校的陜西省眉縣林業學校，歷來沒有被考生作為首選，大多作為第四、笫五志愿填寫。我作為第一志愿，而且考分不低，自然就被錄取了。后來我知道這件事后，曾經十分傷心并且埋怨過大姑父，可是當一年后“文化大革命”開始，高中學生全都回了家，我又感到萬分的慶幸。

　　上了中專林校，“作家夢”依然在做。1965年冬季，我把寫的幾首自以為是詩的東西寄給大名鼎鼎的葉圣陶先生，同時寫信請教將來搞林業的人還能不能成為作家。葉圣老竟回信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孺子，蒼勁有力的毛筆字豎寫在兩頁發黃的豎格稿紙上，稱我的詩寫得不能說好，但也不能說不好，教導我只要有恒心是可以實現自己理想的，我國大多數作家都是業余的。葉圣老的信給了我極大的信心，我想我這輩子之所以或有成就或無名堂竟以文字為業到底，很可能是因了葉圣老這封信。“文化大革命”瘋狂之時，有人聞知有這件事而向我討要“反動學術權威”罪證，我不得已偷偷燒了葉圣老的信，使這件原本可以作為珍貴歷史文物的東西徹底消失。然而，它對我心靈上的影響卻沒有隨之湮滅。

　　“文化大革命”對于整個國家來說是—場浩劫與災難，對于我也是—次精神與身體上的摧殘與折磨。1970年元月，我們這一屆“文革”前最后一批入學的中專學生，好不容易熬到畢業分配。同學們相繼離開學校走上工作崗位后，我卻被改稱為陜西省林業學校的黨支部、工宣隊宣布留校審查，在“文革”中先后搞過數十起“冤、假、錯”案，被人們稱為“劊子手”的陜西省林業學校政治處干部李貴明，采取慣用的卑鄙手段，逼供誘供，最終給我“落實”了一些所謂的“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罪行。緊接著“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我的問題驟然間升級，被以“現行反革命分子”批來斗去。陜西省林業學校此時只剩下近百名教職工，卻以我這個他們昔日的學生為靶子，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一打三反”運動。直至1970年11月，我被開除學籍送回原籍農村，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我的“罪狀”中首條為“惡毒攻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林彪成了反革命，我的“惡毒攻擊”自然也就不能再成立。于是，我開始了曠日持久的上訪翻案活動。時任陜西省林業學校與陜西省武功農業學校合并后的陜西省農林學校政治處主任、原陜西省眉縣林業學校政治處干部李天葆，板著面孔教訓我說：“你過去怎么知道林彪是反革命？那時候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你雖然惡毒攻擊的是林彪，但是實際上是在攻擊黨中央副主席，說明你骨子里還是仇恨共產黨?，F在不能因為林彪成了反革命，就說明你是革命的。這個案你永遠也翻不了！”我沒有接受李天葆的屁話上訪到了陜西省革命委員會信訪辦，一位部隊干部聽了我的申訴十分氣憤，說是即使林彪現在還是黨中央副主席，你說這些話能算什么問題？1973年6月，在省上有關部門的干預下，我終于被撤銷了開除學籍處分，1974年6月被通知去原來畢業時就已經分配去的商洛地區鎮安縣報到。

　　鎮安縣山大溝深，我有幸被分配到除城關公社外距縣城最近的結子公社做農業干事。好不容易當上國家干部，不再是過去那種準反革命身份，同時也想讓事實證明我從來就不是什么“反革命”，因而工作干得十分賣力。1975年8月，商洛地區農科所所長羅金鑒到鎮安縣兼任縣委常委，在結子公社推廣湖北省羅田縣經驗，選擇兩個生產隊從原來大隊劃分出來，成立公社農科站，進行科學種田試驗、示范和推廣工作，結子公社黨委抽調我到公社農科站蹲點包隊扛死肩。

　　結子公社農科站雖然稱之為農科站，實際上還是生產隊，首先要搞好生產，推廣科學種田各種措施，為全公社做榜樣。我在結子公社農科站幾年，常年四季吃住在生產隊，真真正正做到了與干部群眾“四同”。鎮安山區糧食生產以玉米為主，小麥是輔助作物，即使川道好地豐收了畝產也不過一二百斤。蹲點頭一年秋播時，我采取強迫命令，改變山區傳統落后的推小麥種植方法，采用新技術，良種良法一齊上，飽施底肥“一炮轟”。1976年夏季，結子公社農科站小麥產量在全縣放了大衛星。這年夏糧本來是個因災減產的歉收年，結子公社小麥產量卻比上年翻了兩番。這年年底，在縣委召開的四級干部大會上，結子公社農科站黨支部書記鄧富山和我一起上臺領獎，而后披紅戴花行走在敲鑼打鼓的游行隊伍最前頭。

　　當年的結子公社農科站新貌

　　此后，我一直就在已是全縣農業學大寨先進單位的結子公社農科站蹲點包隊，時間長達四年多。我為這里的農民帶來了好日子，人均分配小麥高達300斤以上，比小麥主產區關中平原農民分配的細糧還要多，更讓當地人均只能分到一二十斤麥子，年年為吃飽肚子發愁的山里人羨慕得要死。樸實的山里農民吃上了飽飯都十分感激我，家家戶戶大人小孩沒有不熟悉我這個好“老馬”的。

　　1979年底，我調云鎮區委任宣傳干部，三個月后又調到鎮安縣委農工部，那是分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汪效常，在結子公社農科站成為先進后不斷的經驗介紹中，發現我的文字材料寫得不錯，縣委需要筆桿子讓組織部下了調令。這也是我從小學時起就喜歡語文的結果，半年后再次被調到縣委辦公室做秘書。秘書工作干了不到兩年，即被任命為縣委辦公室副主任，時年33歲。

　　時來運轉，官運亨通。我本該沿著仕途的路子走下去，無奈心中那個“作家夢”始終沒有泯滅。實際上在參加工作之后，就已經重新撿起了文學愛好。我從每月38元工資中擠出錢來，訂閱了當時的各種文學期刊，先是《人民文學》、《延河》、《萌芽》等恢復較早的文學刊物，后來是《小說月報》、《小說選刊》，這兩種權威性的文學選刊從創刊號開始，我一期不漏閱讀了將近30年。那時候工作之余全部精神領域，我都一直如饑似渴地徜佯在文學的海洋里。1982年8月，我在天津日報《文藝》雙月刊第四期上發表了長達15000多字的短篇小說《沙窩紅棗》。這是鎮安縣作者有史以來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也是我長期堅持不斷學習創作，寫了一篇又一篇廢稿的結果。小說寫好后原來是寄到天津市作家協會，請著名作家孫犁求教的，沒想到孫犁先生竟然推薦給了天津日報《文藝》雙月刊發表了出來。

　　20世紀80年代前后，文學正處于“文革”摧殘后的復蘇時期，一個個文學新星成為一大批年輕人追逐的目標。賈平凹那時候還不是全國最著名者，但卻是他的家鄉商洛地區文學愛好者心目中的偶像，誰要是與賈平凹有點交往，那就很有一番向人炫耀的資本。1980年上半年，我在云鎮區委做短暫幾個月的宣傳干事時，認識一個名叫萬衛國的文學愛好者。萬衛國的父親原來是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1957年

　　被訂為右派分子回了鎮安老家，平反后又回西北大學去了，萬衛國在西安有一些親戚常去走動。萬衛國說他在西安跟賈平凹很熟悉，簡直就是哥們兒。介紹說賈平凹一米七八的個子，長得很排場，他們經常晚上一塊兒去喝酒，逛舞廳，女孩子們一看見賈平凹眼都直了，圍上來一大幫子，趕都趕不走。又說賈平凹出手很大方，稿費多得花不完，他和賈平凹出去消費都是賈平凹埋單。還說賈平凹有一次在公交車站被一群女大學生圍住脫不了身，還是他連拉帶扯保護著才逃出來的。那時候電視不普及，賈平凹似乎還沒有上過電視，大家都沒有看到過賈平凹是個什么模樣。盡管我知道萬衛國有一些說謊吹牛的毛病，但卻對萬衛國所說的賈平凹深信無疑。似乎著名作家的形象就應該如此，身材魁梧，長相不俗，風流倜儻，稿費頗豐，生活得非常瀟灑。

　　一年后的1981年5月，商洛地區中心文化館舉辦文學講座。此時我剛從縣委農工部調入辦公室做秘書工作不久，整天爬在材料堆中忙得不可開交。為了能夠去參加這次文學講座，我連續熬了幾個通宵，把辦公室主任交給我寫的材料提前圓滿完成。隨后去找縣委書記“磨”了三次，最終請準包括星期天在內三天假，專程乘長途班車從鎮安去了商縣。在這次講座上我親眼看到了賈平凹，沒想到竟與心目中形成的偶像形象反差太大。身材矮小，面目癡呆，談吐木訥結巴，在講臺上坐沒個坐相，站沒個站相。當主持講座的何丹萌介紹說這就是賈平凹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與賈平凹委委瑣瑣的形象相比，臉圓眼大，面皮白凈，身材高大的何丹萌，似乎更應該就是賈平凹。

　　我參加那次文學講座的筆記本至今還在，在賈平凹講課的記錄里沒有多少東西。留在我記憶中只有兩點，一是說小說雖然是方塊字組成，但是要把它當作歌曲五線譜來看待，寫作出來的作品讀起來要有韻味，讓人有一種音樂感;二是平時生活中要形象地進行觀察，把那些死的東西看成活的。例如冬天他坐在汽車上到了關中平原北部旱塬，看見公路兩旁光禿禿的泡桐樹，枝干一個個直挺挺朝上豎著，這是死的，而他卻想象那是人們伸出胳膊的十根手指，向老天呼喊：“要水!要水!”賈平凹說這么兩點時，也是顛來倒去，費了好大的勁兒才讓人聽明白。后來，賈平凹有一首題為《四月的桐樹》的詩，大約就是源

　　于這樣的藝術想象寫出來的。詩曰：“四月的桐樹/ 五根黝黑枝條/ 是一個饑餓的手/ 抓攝了太陽/ 濕漉漉的/ 一團情人的欲火 于是/縱情的雨落下來/ 落下來/ 卻從指縫里流了/ 泡軟了當年的/ 一片桐葉 五根黝黑枝條/ 肥沃的五塊條田/ 三行間距相等的/ 土豆苗拱出來了/ 四月的桐樹/ 這桐樹的四月啊”。

　　相比之下，那次講座上講詩歌寫作的《長安》編輯部李志清和講報告文學的《陜西青年》雜志社常揚，倒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對詩一竅不通，對李志清講詩沒感覺，但是對講報告文學的常揚卻佩服得五體投地。常揚就報告文學的定義是什么，報告文學與其他文學形式的區別，報告文學寫作的基本要求，報告文學的立意與選材的基本原則，報告文學的思想性和人物形象的關系等等一系列問題，引經據典，旁證博引，從理論到實踐，講得頭頭是道。那種對于文學駕輕就熟、知識淵博的瀟灑，不由得讓人肅然起敬!后來我再沒有見到過常揚，但是這個名字與美好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20世紀80年代初的鎮安縣，有一幫子迷戀文學的青年。我們組織了一個業余文學創作協會，會長由時任縣文化局局長樊有綱兼任，我被推選為副會長，工作之余也喜歡寫點小文章的縣委副書記汪效常為名譽會長。我被推選為副會長是因為那時候鎮安縣在公開刊物上發表過小說的只有我一人，也是積極倡導和發起者之一，協會的具體工作是則是由縣文化館創作干部黨鎮平負責。活躍分子中有縣民政局干部周化奎、縣廣播站編輯記者胡晉生、趙波、縣婦聯干部楊洪琳、柴坪中學教師葉仕海、家在華縣的縣中學教師王長樂，王長樂是寫詩的，說話神經兮兮，頗有詩人氣質，另外還有個叫姚遠忠的，不記得是哪個單位的了。

　　鎮安縣業余文學創作協會開展過不少活動，最重要的是1982年6月，邀請《延河》編輯部雷樂長、張沼清、王曉新等人，到鎮安縣舉辦過一次文學講座和改稿會。這在當時被看做是鎮安文化事業上的一件盛事，各方面都很重視。我在縣委辦公室工作很忙，但是也盡量抽出時間參加了整個活動。這次活動直接成效不大，最終沒有在《延河》上發表出來一篇作品。但是卻結識了非常熱心幫助業余作者的雷樂長

　　老師，隨后黨鎮平、胡晉生相繼去《延河》編輯部學習，做見習編輯，都是雷樂長老師幫助的結果，數年后我去《延河》編輯部學習，也是雷樂長老師促成的。

　　鎮安縣業余文學創作協會開展的一系列活動，很快就有了成效。黨鎮平、胡晉生、趙波等人的散文、詩和小說陸續見之于省級以上報刊雜志，其中胡晉生發表的最多，以在《陜西工人報》副刊發表散文為主，也有一篇小說發表在天津日報《文藝》雙月刊上。很可能是因為我的處女作發表在天津日報《文藝》雙月刊上，因而也把稿件投向那里發表了出來。1984年底我離開鎮安后，業余文學創作協會還繼續卓有成效地在開展活動，給我寄過一份他們辦的文學小報，主要是發表業余作者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作品，報頭“鎮安文學”四個字為賈平凹所寫。

　　1982年6月，鎮安縣邀請《延河》編輯部雷樂長、張沼清、王曉新等，到鎮安舉辦文學講座，后排左一為健濤。

　　與此同時，鎮安縣劇團在百廢待興的陜西省文藝舞臺走在前列。先是一臺漢黃二調《牧童與小姐》，后有《劉海戲金蟾》、《鳳凰飛進光棍堂》，從鎮安到商洛地區，一直演紅到西安。編劇和導演叫徐小強，后來當了團長，再后來調至商洛地區劇團當團長。如今已是陜西省戲劇界大名人的陳彥，那時雖已在鎮安縣劇團工作，但是還不為人知，具體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默默無聞者，反而比那時已頻露崢嶸的徐小強更有出息。不過當年鎮安縣劇團的輝煌，不能不說為陳彥日后成大器創造了良好氛圍，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無庸置疑，此時鎮安縣文學青年眼睛都在盯著賈平凹。賈平凹既是商洛地區山里人的驕傲，也是趕超的目標。一大批癡迷的文學青年崇拜著賈平凹，以賈平凹為榜樣正在苦苦地奮斗著。這樣的情形如今已不多見，當年鎮安縣自發興起的文學“熱”，當是那個時代整個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個縮影。

　　然而，家鄉眾多崇拜賈平凹的文學青年們有所不知，此時的賈平凹正在西安遭受著有生以來還未曾有過的大熬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