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學創作，我們這些人、以及我們所從事的勞動很特殊，似乎很難找到同樣的經驗可以借鑒，同時，我們也很難提供給別人有效的建議。不僅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完全由個人完成的，在寫作過程中，誰也幫不了我們，要等到工作結束，才能夠涉入合作、互助、管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社會系統。在這個信息革命的時代，我們的勞作明顯還停留在古老的手工藝的年頭里，效率極低地做著自己的活計，甚至不知道這活計是不是賣得出去！但這不是我今天想要說的，我要說的是一種類似命運的性質，我概括為緩慢和遙遠。

　　在我說到“緩慢”這個詞的時候，想起我的同事孫甘露先生一部作品的題目，就叫作“比緩慢更緩慢”，這可以說是我們的共同處境。去年差不多就是這時候，我的另一位同事王小鷹，在一個會議上有一個發言，題目叫做“非人磨墨墨磨人”，更加具體地描繪了我們的生活。反正不用說，一聽聲音就知道，我們是同一種人，操同一種營生，有著同一種時空觀念，就好像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原始部落。那么再來說說我自己，我剛寫完一部長篇小說，名叫《天香》，寫的是晚明上海有一個出品，就是“顧繡”。還是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在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雜志社做編輯，分配我聯絡的小學校中有一所上海實驗小學，坐落在一條舊街上，這條嘈雜擁擠的小街有一個典麗的路名——露香園路。那時候，我并不知道，歷史已經悄然浮現在眼前。我渾然不覺地穿行在老城廂，環城電車叮叮當當響著，似乎努力地要喚醒著某種記憶，可是誰聽得懂呢？又過了些日子，大約是80年代初，不知因什么驅動，忽然生出好奇，想要了解自己所居住的這座城市。這個夏天，我隔日就到上海圖書館和徐家匯藏書樓查閱書刊，按著一位歷史學和索引學老師開出的書單，圖書管理員從書庫里抱出一摞摞的舊書，紙張黃脆，散發著濃烈的蠹蟲的腥臭，令人頭暈。面對故紙堆，卻無從下手，歷史即便就在眼前，你卻不能得門而入。就在這瞎撞瞎摸之下，我看見了露香園的記載，這才發現它千真萬確就是一座園子，園主姓顧，家中女眷都會繡花，當家道中落、財力不濟的時候，就用繡藝維持生計，并且傳播天下。這掌故有一種奇異的吸引力，它潛伏在記憶深處，偶爾地會出現一下，好像要走近我，其實呢，更可能是我走近它。直到兩年前有一日，我在書桌前坐下，計劃要寫一部長篇，我與它的關系這才決定下來。事情就是這樣緩慢，想快也快不得，有一種秩序隱藏在時間深處，行的時候自然行了，不行就是不行。你似乎很難占它的便宜，你在這里剝削了它，就非得在那里償還。好比查閱資料，到故紙堆中翻檢，固然是緩慢的，許多朋友勸我到“谷歌”搜索，一下子便得。可是翻檢的過程里，自會生出一種經歷，這種經歷就是生活，是寫作者的人生。

　　再來說說遙遠。有一次，我聽臺灣“縱貫線”音樂會，羅大佑與觀眾熱絡的說話很有意味，他說，每一次來到現場都會有一種驚喜，私下里有時侯會想，買我碟片、聽我歌的人是誰呢？現在知道了，原來是你呀！我不禁也想，看我的書的人是誰呢？情況卻又不能像羅大佑那么單純，因為無論寫作還是閱讀，都是不在現場的。參加讀者見面會，簽售活動，似乎也有機會發現，“原來是你呀！”但實際上又不真正是“你”。近些年，媒體記者對我生出一種命名，稱我是“文壇上的王菲”，真是讓人特別不好意思，倒不是因為需要借助流行文化來認識自己有什么不好，而是那其實并不是真正的我。很幸運，這個遺憾在不期然間得到一點彌補。2009年末，參加上海文廣局歐羅巴里亞計劃，去往布魯塞爾，有一天，在書店里舉辦講演會，聽眾里面有一個中國人，講演進行到提問部分的時候，他請求發言。這名中年男子拿出一本書，是我的小說《長恨歌》，他向大家出示書頁上的印章，表明是來自比利時非法移民拘留所的藏書，然后就講了他與這本書的故事。非法移民拘留所里提供一些書籍，為了讓拘刑的人們情緒安穩，其中有兩本中文書，一本是《金庸傳》，一本就是《長恨歌》，人們都搶著看《金庸傳》，完全是出于無聊，他翻開了《長恨歌》，然后就覺得面前打開了一扇窗戶，窗外是他所生活的城市的街道房屋和人，他在拘禁時間里，看了兩遍《長恨歌》，最后還冒險帶它出來，檢查行李的時候，也許因為人們都知道他非常喜歡這本書，竟然放過了，從此，這本書就一直在他身邊，后來，他還帶著它去到巴黎的監獄。他說：今天是我51歲的生日，聽說這個作家要作講演，于是就來這里，算作是生日慶賀。就這樣，我想我們的回應就是這樣遙遠，遙遠到一個你從不曾去過、將來也不會去的地方，陪伴一個孤獨的、飄零的、有罪的陌生人。（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