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后便寫了那篇著名的《歸去來兮辭》：回去吧，故鄉的田園就要荒蕪了，為什么還不快回呢？讓我的心靈受這樣的折磨，實在不行。這個世道與我不合，還出去干什么呢？（“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這次出去為官對他刺激太大了，他對官府，對這個制度已經絕望。他向往堯舜時那種人與人之間平等、和諧的生活；向往《山海經》里的神仙世界；向往古代隱士的超塵絕世。此后，他就這樣一直在鄉下讀書、思考、種地。
終于在他棄彭澤令回家16 年之后，在他57 歲時寫成了這篇320 字的《桃花源記》。作者縱有萬般憂怨壓于心底，卻化作千樹桃花昭示未來，雖是政治文字卻不焦不躁，不偏不激，于淡淡的寫景敘事中，鋪排出熱烈的治國理想，這種用文學翻譯政治的功夫真令人叫絕。但這時離他去世只剩下6 年了，這篇政治美文可以說是他一生觀察、思考的結晶，是他思想和藝術的頂峰。歷史竟是這樣的相似，陶淵明五仕五隱，范仲淹四起四落。范仲淹那篇著名的政治美文《岳陽樓記》是在58 歲那年寫成，離去世也只剩6 年。這兩篇政治美文都是作者在生命的末期總其一生之跌宕，積其一生之情思，發出的燦爛之光。不過范文是正統的儒家治國之道，提出了一個政治家的個人行為準則；陶文卻本老子的無為而治，給出了一幅幸福社會的藍圖。
陶淵明是用文學來翻譯政治的。在《桃花源記》中他塑造了這樣一個理想的社會：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良田美地，往來耕作，雞犬相聞，黃發垂髫，怡然自樂。這是一個自自在在的社會，一種輕輕松松的生活，人人干著自己喜歡的工作。在這里沒有階級，沒有欺詐，沒有剝削，沒有煩惱。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這是什么？這簡直就是共產主義。陶淵明是在晉太元年間（公元376—396）說這個話的，比《共產黨宣言》的發表（1858年）還早1 400 多年呢。只是有那么一點點影子，我們就稱它為“桃源主義”吧。但他確實是開了政治幻想的先河。
當政治家們為怎樣治國爭論不休時，作為文學家的陶淵明卻輕輕嘆了一聲：“不如不治。”然后就提筆濡墨，描繪了一幅桃花源圖。這正如五祖門下的幾個佛家大弟子為怎樣克服人生煩惱爭論不休時，當時還是個打雜小和尚的六祖卻在一旁嘆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人性本自由，勞動最可愛，本來無階級，平等最應該。不是政治家的陶淵明走的就是這種釜底抽薪的路子。
陶之后1 200 年，歐洲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而且巧得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 莫爾很，也是用文學作品來表達未來社會的藍圖，但不是散文，是兩本小說，在社會發展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響極大（所以《桃花源記》也應歸入政治文獻而不只應存在于文學史中）。這就是1516 年英國人莫爾出版的《烏托邦》和1637 年意大利人康帕內拉出版的《太陽城》。甚至這兩本書的構思手法與《桃花源記》也驚人地相似。陶淵明是假設打魚人誤入桃花源，而《烏托邦》是寫一個探險家在南美誤登上一孤懸海中的小島。島上綠草如茵，四周波平浪靜。街上燈火輝煌，家家門前有花園。每個街區都有公共食堂，供人免費取食。個人所用的物品都可到公共倉庫任意領取，并無人借機多占。
更奇的是，探險家被邀參加一個訂婚儀式，男女新人都要脫光衣服，讓對方檢驗身體有無毛病，然后訂約。其道德清純、誠實高尚若此。探險家在這里生活了五年，離開后將此事傳于世人，就如武陵人講桃花源中事。《烏托邦》成書后頃刻間風靡歐洲，被譯成多種文字，傳遍世界。中國近代翻譯家嚴復也把它介紹到了中國。
1637 年，意大利人康帕內拉出版了一本書《太陽城》。很巧，還是陶淵明的手法。一個水手在印度洋遇險上岸，穿過森林進到一座城堡，內外七層，街道平整，宮殿華麗，居民身體健康，風度高雅，衣食無憂。在這個城市里沒有私產，實行供給制。服裝統一制作，按四季更換。每日晨起，一聲長號，擊鼓升旗，大家都到田里勞動。沒有工農之分，沒有商品交換，沒有貨幣。孩子兩歲后即離開父母交由公家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