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收藏古代瓷枕，尤其是宋元瓷枕。在我看來，瓷枕的文化內涵尤為豐富，其中的宋元詩詞枕，簡直就是宋元文學的縮影、宋元書法的大觀。中國文人向來有“文以載道”的傳統，宋代又是一個由釋返儒、以儒立國，強調人格理想、重理重道的王朝，南宋皇帝趙構在《翰墨志》中就曾提出過“精神見于翰墨”的主張。與宋代書法發展史和審美文化史相對應，在瓷枕上最早表現的是“顏體”(顏真卿)書法。本來，作為書法載體的瓷枕，更適宜表現的是行草書，因為在瓷枕上書寫不同于宣紙，是在瓷胎未干時書寫的，必須快捷，只能懸腕進行。
顏真卿的楷體在宋初時受到皇家的推崇，這與宋代理學的興起有直接的關系。顏真卿不僅因為書法成就而被尊為中國書法的“亞圣”，而且因為他滿門忠烈，成為宋王朝理想的道德楷模。米芾在《書史》中早就評說：“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現藏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的“家國永安”瓷枕上的“家國永安”四個大字，雄闊端莊，沉穩遒勁，頗有顏體的風范。
我收藏有一方瓷枕，上書“靜觀魚讀月，笑聞鳥談天”，顯然也為顏體的典范之一。我曾經擷取此枕上的“靜”、“觀”二字與《顏家廟碑》(《顏家廟碑》系顏真卿72歲時為其父所立，當為顏氏晚年的楷書代表)中的“靜”、“觀”作比較，發現其筆力雄健、結體縝密，如出一轍。書者盡管可能只是一個工匠，但肯定是顏體書法的得心應手者。我還藏有另一個瓷枕，所書為“壽山福海”，也為明顯的“顏意”。
雖然其后的宋代四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大力推行“尚意”的書法改革，打出了創新的旗幟，中規中矩的“尚法”書法受到沖擊，瓷枕上的顏氏楷體書法少了，但當宋代面臨異族入侵、積貧積弱，甚至山河破碎、不得不偏安一隅的情況下，愛國忠君觀念自然也被大大張揚。抗金英雄岳飛的故事，早在南宋末年就被說書人編成故事而廣為流傳。我收藏的一方瓷枕上刻有“清(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羑是非”，化用孔文卿雜劇《地藏王東窗事發》的詩句，雖然該雜劇已佚，但這兩句元曲卻把這一故事保留了下來。
我還收藏有一方瓷枕，在已繪制釉下彩花卉的枕面上，用竹筆刻上“懷著日月，秀毓山河”八個字，反映了在河山破碎、親人離散、內憂外患的國勢下，民間匠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感和責任感。這八個字，真正賦予了這方瓷枕以精神美和崇高美。
詩詞被書寫于瓷枕上的唐宋著名詩人很多，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出現最多的，除了李白、杜甫這樣人氣極高的著名詩人外，像范仲淹、蘇東坡等也都在列。我想，這既與他們的藝術成就有關，也與其人、其作的普及程度有關，又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蘇東坡雖幾經貶謫卻依然不變的愛國情懷有關。看來，老百姓心中的“明星詩人”，還是與他們心中的愛國、親民形象聯系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書寫詩詞的瓷枕也張揚了一種向往崇高的審美追求。（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