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注重科技成果商業(yè)轉化的西方，許多科學家、教授都是處理各種“關系網”的好手，而不僅僅是書齋式人物。

　　2011年度中科院院士增選初步名單出臺，呼聲很高的幾位“海歸”榜上無名，不僅引發(fā)廣泛關注，也引起部分落選“海歸”科學家的不滿，他們中有人在接受采訪時直言“不公”，要求中科院“改正錯誤”，并稱中國科學界學風浮躁、教授搞關系不搞學術，“海歸”科學界“最怕的就是處理國內關系網”，甚至表示“從今后不候選中科院院士”、“當不當院士無礙于進行教學和研究工作”，等等。

　　中國科學界的學風問題很多，浮躁、朋黨、不正之風有之，沽名釣譽、“釣魚項目”、偽科學偽成果、科研政治化、庸俗商業(yè)化的問題也有之，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當今中國科學研究動靜大成果小、投入大收效小，以及人才流失、經費浪費等諸多不正常現(xiàn)象。

　　“當不當院士無礙于進行教學和研究工作”，也是實話實說。然而，“處理關系網”本身，卻并非如洪水猛獸般可怕。作為“海歸”科學家，所取法的應該是發(fā)達國家完善的科研人才管理機制，但在那樣機制里成長起來的海外科學家，并不害怕處理“關系網”，恰恰相反，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一些佼佼者，是處理“關系網”的高手。

　　著名物理學家奧森博格既是原子彈之父，在核物理領域成就斐然，又是高層運作和項目管理的高手，沒有他的積極爭取，“曼哈頓計劃”就不可能從實驗室的推想變成美國的國策，幾乎囊括軸心國所有核專家名字的“奧森博格名單”就不會出臺，被稱為“一臺最精密機器”的曼哈頓計劃也不可能運轉到最后成功；大發(fā)明家瓦特和愛迪生不僅是研究者、發(fā)明者，還是杰出的商業(yè)人才，他們推銷發(fā)明和推銷自己的技巧、能力，連許多專職推銷員都自愧弗如；本杰明·富蘭克林既是早期電學研究的專家、著名的數(shù)學家和發(fā)明家，還是北美《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起草者，在他遠渡重洋，在法國編織“關系網”期間，被大洋彼岸的人們譽為“北美最杰出的外交家”；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交游廣闊，不僅出入美國政治圈，推動“曼哈頓計劃”，還差點被推為新成立的以色列國總統(tǒng)……事實上，在推行“教授治校”，注重科技成果商業(yè)轉化的西方，許多科學家、教授都是處理各種“關系網”的好手，而不僅僅是埋頭實驗室，將一切行政、后勤工作甩給行政“保姆”的書齋式人物。

　　中國早期的許多“海歸”科學家也同樣是處理“關系網”的好手，如中國近代化學奠基人之一侯德榜，在戰(zhàn)亂年代平地奠定近代化學工業(yè)和研究的基礎；高能物理專家鄧稼先，因善于調動中青年“土產菜鳥”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被后輩們尊稱為“財神爺”。科學研究并不是單純的書齋學問，科學家也并不生活在真空中，在發(fā)達國家，科學家、教授也要處理各種“關系網”，在立項、成果轉化和行政管理方面親力親為，并作為一個普通社會成員，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文化和公益活動。可以說，他們在這些方面投入的時間、精力，和擁有的能力，甚至遠遠超過許多中國科學家。

　　可以理解，部分海歸科學家所反感的，并非上面說的這些“關系網”，而僅僅是中國“土產”的一些不正之風。但任何現(xiàn)象的背后，都有文化、時代和現(xiàn)實的諸多成因，一味指責于事無補。科學家、包括“海歸”科學家，都是中國社會的普通一分子，改善科研和社會風氣人人有責，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而不僅僅是抱怨，更不是表面淡然，心中卻不能放下。（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