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圖書出版業最近十年真是突飛猛進，每接到新書單，就像走在山間，美景不斷撲面而來。剛剛過去的2014年，值得一提的好書實在太多。我的本行是英語文學，先從這方面說起。

　　奈保爾寫過不少游記加時評的作品（可歸入我們說的報告文學一類），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就是非常有名的，如《擁擠不堪的奴隸營》《邁克爾·X與特立尼達》《亞穆蘇克羅的鱷魚》《阿根廷與伊娃·庇隆的幽靈》等等。2002年,他將這些頗具規模的文章匯集出版，書名是《作家與世界》。這本書由新經典文化公司引進，中文版的書名是《我們的普世文明》。奈保爾在1992年到紐約作了一次演講，題目為《我們的普世文明》。演講詞收入《作家與世界》，是該書的后記。我以為原來的書名很好，似乎不必改動。推薦這本書，是想請大家注意一下我們閱讀興趣的局限。對所謂的“第三世界”各國的歷史和時勢，我們是不甚了了的。奈保爾這本書收有20篇文章，分“印度”“非洲與大流散”和“美洲記事”三個板塊，創作于1962年至1992年。現在經常說“走向世界”，但是興趣卻是集中在自身，文化的活力往往取決于該文化的中上階層對外部世界的濃烈興致、充分了解和自覺的比較意識。寫小說其實不難（一般而言，寫出真正優秀的作品又當別論），寫出奈保爾這本集子里的文章才是難的。我以為“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的精髓往往體現在這種敘事能力上。我們的新聞界、外交界乃至政界中一些人士也要一改慵懶的作風，使自己變成如饑似渴的學習者、讀書人、觀察家。出使外國，必須深入社會，而不是在使館的孤島上享受中餐。要想“引領時代”，還需要從奈保爾的敘事方式中學到一些本領。我國讀者的潛意識還是比較以西方為中心的，書名帶個“哈佛”“康橋”就比較搶眼。即使有人史識與文筆兼備，寫一篇兩三萬字的長文分析第三世界某國某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卻未必能吸引多少讀者。

　　幾乎所有的所謂“傳統”，都有一個建構的過程。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他的《傳統的發明》一書里舉出了好幾個例子，讀來不僅讓人長見識，也有助于培養一種獨立思考的“心習”（嚴復用語）。最近讀了施愛東的好書《中國龍的發明：16-20世紀的龍政治與中國形象》，應該是十分高興的，但心里卻有點沉重。施愛東曾利用民間文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網上謠言和當代神話，有其獨到之處。其實，謠言與神話的傳播，有的路徑還是差不多的。龍也有一個生成的過程，其性質和意義并不是固定的。大自然里的條狀物如蛇、蟲、蜥蜴都曾被理解為古代龍的原型，可見龍并沒有超越歷史的本質。龍還是溝通天地的媒介，與馬一樣，也是一種交通工具，受人役使。我國古代的詩人如果境遇不好，也會以“潛龍”自比，這又說明龍不一定是帝王的專利。后來的故事就不必介紹了。進入民國后，龍徹底失去了它的威嚴。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長大的人來說，龍在現實生活或閱讀經驗中毫無地位。可是在1980年前后，一首《龍的傳人》竟然復活了龍的圖騰崇拜。民間傳說、王權話語被當成信仰與認同的象征，這是一個值得細查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