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7年的工作，父親又有所創獲。一是根據個人的研究結果，完成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自1921年首次問世以來，此書再版加印10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韓文和法文譯本，而英譯本不久亦將出版。父親曾說：“這本書中關于東西文化的核論與推測有其不可毀滅之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此書受到學術界的不斷關注，大概與此有關。
父親在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他覺悟到了西方文化為什么在中國不適用，中國自己有一套學問，他初步地說了這個道理。再過了十年，正好十年以后，他又寫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這本書。他對第一個認識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把這個認識看作是更深一步，對于他來說是最終地解決了問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補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只是提到了中國文化如何不妥，他認為還沒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后他又追到根子上去，這個根子就是說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國文化是無宗教的文化。在西方的社會，宗教控制之嚴密，是我們現在無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質有什么特點？就是讓人信他而不自信。西方文化就是這樣，從性質上，他讓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說中國文化的特點是讓人信自己，這就是孔子的優點。我們如果去找一找《論語》孔子的話，你就會發現，他不給別人做決定，說你這樣做才對，他不做這個論斷，他讓你自己考慮。
再一個是生活方面的收獲。他說他到了北京大學以后，就進了知識分子的堆里，知識分子之間容易有一種競爭，思想學術上的一種競爭。這種競爭是會激發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環境當中會受到影響，競爭環境對人是有影響的，他在知識分子的堆里就產生了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競爭、辯論，因此，北京大學的這種環境對他一年多以后決定不出家有著很大的關系。
對父親的成長大有影響的另一因素，就是當時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種人都有，有講佛學的講道家的，包括還有講外國學問的。就是在這種環境下，他認識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學問的人，比如李濟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其實是軍人，他也是聽別人講佛學講孔子，他們兩個人就在這種講學的環境下認識了，兩個人成了終生的朋友。我父親的好幾個終生的朋友都是在這種環境下認識的，這樣一種環境給他后來的人生帶來很大的影響。
1921年后，父親有了“幡然改變態度的事”，即“把這些年本準備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斷然放棄”，“決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從此就決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軌跡——亦佛亦儒。(本報記者譚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