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學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是撫慰人心的。流行度越高的作品，越接近“普世價值”，越具有“正能量”。
網文在面對“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時，普遍選取“弱者代入”的情感立場。在“親我主義”的基座上寄托“情懷”，實際上是將啟蒙主義價值觀與傳統的儒家心理結構融合，嫁接在“親我主義”這一當代人為抵抗“叢林法則”而重生的原始道德上，這是一種非常值得重視的價值觀探索努力。
這幾年在開網絡文學的研討課，我經常問學生們一個問題，在你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從網絡文學中獲得過正能量？答案幾乎全部是肯定的。
他們會認真地告訴我，網絡文學(以及動漫、游戲等二次元文化)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怎樣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三觀。他們談到熱血、陪伴、羈絆(來自日語きずな一詞，指人與人之間難以斷絕的情感聯結)、純愛、世界感、情懷……這些我明白或不太明白的關鍵詞，談到在漫長的應試教育競爭中，那些“練級文”中的升級系統，如何讓他們覺得日復一日的枯燥練習有了意義，那些熱血的情節如何讓他們“爽”并被激勵著；談到在獨生子女的成長歲月中，那些“二次元”中的“羈絆”如何給了他們情感教育和真正的陪伴；談到上一代曾經信奉的世界觀崩解之后，網文中各種“第二世界”的設定如何帶給他們“世界感”和“參與感”；談到成年人的情愛世界已滿目瘡痍之后，如何在“耽美”等情感模式中讓“純愛”存身……時間長了，我會覺得，對于網絡一代而言，問“網絡文學有正能量嗎”這樣的問題，已經多少有些冒犯。
類型小說影響了我的三觀
我也經常反問自己，作為一個學院派的研究者，我為什么會投身到網絡文學的研究中？除了對于媒介革命的判斷等學術原因外，不能不說，我一直深愛著通俗文學。我們這一代是讀中外名著長大的，啟蒙經典塑造了我們的三觀，外加審美觀和文學觀。在我的文學殿堂里，最偉大的小說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曹雪芹的《紅樓夢》，但在生活中真正影響我的卻是金庸，如王憐花在《古金兵器譜》前言中所言，金庸教我們以大寫的方式走過人生，在現實生活中重情重義。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想不明白這是為什么？要說托爾斯泰和曹雪芹也不是卡夫卡、普魯斯特那樣的偏才怪才，他們不僅是文學圣手，也是世事洞明者的高人。并且，他們的小說也那么引人入勝。他們教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但在如何對待這個世界的問題上，為什么最后能推我一把的卻總是金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