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臺灣有女權主義文學，大陸則無。大陸的女性小說很發達，但迄今為止，尚無公開宣講女權主義的作品。20世紀初，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創辦報紙《大無畏女性》，掀起了女權主義的第一次浪潮。20世紀70年代，女權主義者出版了各種有關女權主義的小冊子，成為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進入21世紀，女權主義第三次浪潮已經“在線”，于是女權主義文學也搶搭“博客”快車。臺灣的女性小說，以對婚姻自主訴求為藝術內容的女權主義小說為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以對經濟自主要求為藝術內容的女權主義小說為第二階段(20世紀70和80年代)；以對身體自主追求為藝術內容的女權主義小說為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臺灣女權主義倡導人何春蕤在女權主義小說第三階段更公開提出：“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突出女性的身體自主訴求。在臺灣，女權主義小說是女性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大陸，五四時期有過要求婚姻自主的小說，新時期到來后，有過追求經濟獨立的小說，也有過身體自主訴求的小說，但并沒有人在大陸公開宣揚女權主義。
第四，兩岸女性小說各有自身創作的歷史誤區和現實癥結，需要特別的總結和反省。大陸女作家在十七年文壇“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文藝批評語境中，曾經有過“半邊天”女性社會角色的文學表現，有過對丁玲、白朗女性小說的批判，有過對劉真《英雄的樂章》的封殺。臺灣女作家在文藝商品化的語境中，也有一些女作家對欲望、包括物欲和性欲，毫無節制的書寫和膜拜。有些女作家的女性小說削減甚至喪失了當初的顛覆性，以順應市場需求而成為復制性的文本，重復的人物形象和內容，類型化的敘事方式，走上媚俗的道路。兩岸女性小說的這一“異”，都產生了對女性小說創作的負面影響。新時期到來后，“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文藝批評語境已經改變，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文藝商品化的語境也在大陸不同程度的出現。《海峽兩岸女性小說的歷史流脈與創作比較》對上述現象提出警示，是完全必要的。
樊洛平、王萌兩位學者通過比較研究揭示出來的“同”和“異”，展現了兩岸女性小說的意義和價值，實際上總結了兩岸女性小說的創作經驗和教訓，因此，《海峽兩岸女性小說的歷史流脈與創作比較》不是為比較而比較，為研究而研究，而是對當下和今后的兩岸女性小說創作，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我們希望，這樣的既有豐厚的學術含金量又密切聯系創作實踐的學術著作，能更多地在我國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