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一
對于春秋執政卿，罕有研究者將其與軸心時代的文化主體相聯結。這是為什么呢？
春秋時期執政卿的主業為朝政而非著書立說，雖然他們是延續500年的時代精英，但其思想僅僅散見于執政實踐之中，缺乏系統性的論述。這使得歷來的研究者對之缺乏關注，更難將其與軸心時代的文化主體聯結起來，看作一個總體。
不知從何時開始，對歷史的“不在意”成為一種彌漫于儒學研究中的思維慣習。我們只在意思想，在意用“哲學儒學”的方式建構思想，而不在意這 些思想從哪里來，怎么來的，為什么而來。思想與思想者剝離，對話性與主體性被“過濾”，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不在場”，甚至要求被“清場”。顯然，在這樣 的語境下，春秋執政卿與文化主潮的關系問題是很難形成“問題”的。
很多學者認為，軸心突破是由以孔墨老為代表的士來完成的。先秦時期的士特指“游士”。由這個“游”字，大家格外地強調了士作為文化主體的唯 一性。認為有資格于軸心突破中擔起中國文化主體的人，一定要像士那樣，從“固定在封建關系之中而各有職事”中“游”離出來。只有游離出來，才有可能發展出 “一個更高的精神憑藉可恃以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這種精神憑籍，即所謂‘道’”。換言之，“各有職事”是軸心突破的障礙。“各有職事”的執政卿就 這樣被排斥在主體之外了。
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春秋執政卿被忽視也就難以避免了。
二
禮是三代文化遺產的總稱，三代的歷史文化傳統及其價值基本都系于禮之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春秋以降，所有的“大事”都與禮的破壞有關。而對這些大事最“身臨其境”的，正是各國的執政卿，他們對這些大事最先發聲。
處于危機中的禮，其重要性空前而集中地表現出來。這一情勢，決定了一個安于職事的卿該以什么樣的姿態面對他的時代。闡發禮的價值與意義，尊重、維護發揚禮所代表的文化之結構、秩序、倫理。這是執政卿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