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已經呈現穩(wěn)步上升的趨勢。1980年至2010年期間，平均每五年上升約1歲，如果退休年齡政策不變，則意味著老年人口退休后的余壽不斷增加，給養(yǎng)老金支付帶來的壓力可想而知。

　　在這樣的背景下，相關部委對“延遲退休”以緩解養(yǎng)老金壓力的想法由來已久。本月初，人社部曾公開表示，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以及人均壽命不斷延長，相應推遲退休年齡是一種必然趨勢。目前正在對退休及領取基本養(yǎng)老金年齡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yǎng)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

　　人口老齡化挑戰(zhàn)是全世界面對的共同課題，歐美國家提高退休年齡已經成為趨勢，目前，美國的退休年齡已提高到65至67歲，德國的退休年齡是女性65歲，男性67歲。

　　而與其他國家相比，目前中國基本養(yǎng)老保險的法定退休年齡(男性60歲，女性50歲)過低，與預期壽命嚴重不符。

　　中央財經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關于退休年齡的政策還是上世紀70年代制定的，迄今已經約40年，人口預期壽命提高了7歲多，計劃生育也使得繳費人數相應下降，因此“政策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的大變化，使得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yǎng)老金已經成為必然趨勢。”

　　此外，褚福靈表示，提高退休年齡，延長了繳費年限，按照待遇計算的辦法，也提高了參保人的待遇，因此，要提高退休年齡，是制度的內在要求，主要不應當是為了減少國家財政對養(yǎng)老金的補貼。適度穩(wěn)步提高退休年齡，確保參保人得到可持續(xù)的充分保障，是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也指出，從理論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看，我國退休年齡逐漸延長，是適應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受教育年限延長，以及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必然選擇。他舉例說，設定到2050年左右，我國男女退休年齡應該統(tǒng)一，也應該從目前的退休年齡標準提升到65歲。

　　如若延遲退休的政策在幾年內成型，將為養(yǎng)老金支付規(guī)模帶來明顯改變。根據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測算“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養(yǎng)老統(tǒng)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

　　但前述《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中也指出，通過養(yǎng)老金收支模型，盡管退休年齡的提高能使養(yǎng)老金缺口明顯縮小，但僅僅實行退休年齡改革還不足以克服人口老齡化給中國養(yǎng)老金體系帶來的壓力。退休年齡提高后，至2050年，養(yǎng)老金收支缺口需要的財政補貼仍然占全國財政支出的9.9%，因此必須輔以其他改革。

　　方案

　　財政兜底還是建防火墻？

　　面對這一狀況，有專家指出，要充分認識養(yǎng)老金問題，積極緩解其將要帶來的巨大壓力。

　　一般而言，開源節(jié)流措施包括延長退休年限、延長繳費年限、擴大覆蓋面、增加基金收益率等，在制度外解決方式主要是增加財政補貼、國有股劃轉等。

　　而馬駿牽頭的團隊也對此做了研究。通過在完善對繳費人口和退休人口的預測的基礎上，測算包括提高退休年齡和向社保劃撥上市國企股份的若干不同方案，第一次提出了將退休年齡逐步于2020年至2050年間提高7歲，并在五年內啟動將80%的國有企業(yè)股份逐步劃撥給社保體系的改革建議。

　　具體來說，延遲退休年齡一項，可以使我國工作群體(相對基準)增加25%，也使得我國退休群體的數量(相對基準)減少28%。另一方面，目前中央和地方的國有資產管理系統(tǒng)持有市值約為13.7萬億元的上市國有公司的股份(已經剔除在兩地同時掛牌企業(yè)的重復計算)。假定今后劃撥的力度將會加大，并且要求社保體系只使用這些國有股每年分派的紅利(股息)，而不變現這些股票本身，從2013年起，如果逐步劃撥80%的國有股份到社保系統(tǒng)，加上退休年齡的提高，將能使我國養(yǎng)老金賬戶累積結余持續(xù)約30年；到2050年，年度養(yǎng)老金收支也將保持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