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來就一直關注反腐的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告訴《中國經(jīng)濟周刊》,根據(jù)他們的研究,外逃官員保守估計仍有近萬名,攜帶金額約1萬億元。“按照人均1億元來估算。要在國外過上比國內(nèi)更好的生活,必須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這個數(shù)額級別,他們也不會選擇出去。現(xiàn)實情況也印證了這一點。不少貪官一人就卷走幾億元,規(guī)模相當大。這是中國腐敗形勢嚴峻的一個重要標志之一。”

　　林雪標舉了一個例子,更令人震驚：當前,《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和《聯(lián)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是在聯(lián)合國框架下打擊跨國腐敗最為重要的國際公約。在這兩個公約生效前的一段時間,腐敗官員外逃情況尤為猖獗。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獲60多名持護照或者通行證企圖外逃的政府官員,其中有7名副廳級官員持有金融機關、海關等部門核準的攜帶外匯出境證明,攜匯最少的一名經(jīng)貿(mào)干部隨身攜帶60萬歐元。

　　2003年9月29日,《聯(lián)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生效。在當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這24小時中,就有51名貪官在企圖外逃時被捕,開創(chuàng)了一天之內(nèi)外逃未遂被捕貪官最多的紀錄。在那個國慶“黃金周”,中國司法機關共抓捕115名企圖外逃的貪官。

　　金融和國企是攜款潛逃重災區(qū)

　　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金融系統(tǒng)和國有大中型企業(yè),是攜款潛逃的重災區(qū)。在他們的調查中,外逃貪官中,金融系統(tǒng)、國有企事業(yè)單位工作人員約占87.5%,其他部門約占12.5%。

　　金融系統(tǒng)和國企,不僅貪官跑路多,卷走的金額更加驚人。

　　2000年從澳大利亞押解回國受審的上海大東江實業(yè)有限公司董事長蕭洪彬,他制造了全國騙購外匯金額最大的非法經(jīng)營案,騙匯7.6億美元。

　　2001年,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伙同許超凡、許國俊貪污4.83億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國。

　　2005年,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卷款8.39億元,與妻子一起逃往加拿大。

　　“外逃貪官大多是國有企業(yè)‘一把手’,或者分支單位的‘一把手’,對于企業(yè)運營及財務有絕對的操控權,能夠接觸到巨額資產(chǎn),利用手中權力大肆侵吞國有資產(chǎn)。”李成言告訴《中國經(jīng)濟周刊》。

　　李成言還指出,不分行業(yè)看特征的話,“裸官”群體是外逃貪官的“預備隊”。“大多數(shù)外逃貪官,第一步都是讓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擇機潛逃。這些貪官年紀都比較大了,如果親人都不在身邊,錢又都匯出國了,自己一個人在國內(nèi)怎么生活呢？”因此,防逃,首先要看好“裸官”。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今年2月發(fā)布的《“裸官”監(jiān)管調研報告》顯示,38.9%的公職人員認同配偶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46.7%的公職人員認為其子女可以擁有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其中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對此認同的人數(shù)均超過半數(shù),分別為53.3%、53.4%、51.7%。

　　《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王明高表示,外逃的政府官員大多年齡在50歲以上。比如,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出逃時59歲,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出逃時58歲,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出逃時57歲,等等。“政府官員往往在臨退位時外逃。只有達到一定級別后,才有可能積聚巨額的不法資財。在位時,可以用權力掩飾自己的腐敗行為,但一旦退位,害怕被追查,所以在臨退位時一走了之。”

　　這些腐敗官員去了哪兒？根據(jù)林雪標的研究,他們當中,身份級別高、涉案金額大的腐敗官員,大多逃往西方發(fā)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荷蘭、澳大利亞等；身份級別相對較低、涉案金額相對較小的腐敗官員,大多就近逃到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等；還有一部分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